近日，当代草书名家张旭光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再次将目光聚焦于当代书坛的核心争议，公开力挺书法泰斗沈鹏先生，严厉批评了当下泛滥的“丑书”言论，迅速引发全网热议，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张旭光先生说：“他们竟然把沈鹏先生称为当代丑书之祖，这只能证明这些人对审美的一种低俗，书法搞到一定高度的，他要不表现出自己生命中内心所对应的那个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那个符号，他这一辈子是绝不甘心的。”
在当代中国书坛，沈鹏先生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是继启功先生之后，中国书法界的又一面旗帜，是跨越世纪的书法泰斗，更是推动当代书法发展的核心引领者。
展开剩余87%提及沈鹏先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极具个性的草书作品——笔墨苍劲洒脱，线条跌宕起伏，布局疏密有致，既蕴含着晋唐法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着独属于他的精神气质，打破了传统草书的固有范式，形成了“沈氏草书”的独特风格。
但事实上，沈鹏先生对中国书法的最大贡献，并非仅仅在于他的创作实践，更在于他对书法发展方向的精准引导，在于他以通透的艺术理念，打破了束缚当代书法发展的思想桎梏，激活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
沈鹏先生曾留下了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这段话语也成为当代书法创新理念的核心指引：“人凭自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要去想到别人怎么看我，也不要去想到古人是怎么写的，我现在必须这样写。”
“不是，但是我们非常尊重古人，我们把古人的精华吸收融化，然后来写，至于你写的时候，那纯粹按照你的一种性情来写，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我宁可写的不好，但是我要写出我自己的个性。但是当我写的不好的时候，我仍然要向古人学习，要学习古人好的东西。”
这段话蕴含着深刻的艺术哲理，既坚守了传统书法的根基，又彰显了创新的勇气，精准把握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成为纠正当代书法发展认知偏差的“清醒剂”。
当代书法界曾长期陷入一种因循守旧的认知困境——很多书法家将“模仿古人”奉为圭臬，一味追求“形似”，将书法创作等同于对古代名家作品的复制粘贴，不敢有丝毫突破，生怕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
甚至认为“古人已经将书法写尽了，没有给今人留下创新的空间，今人穷其一生能够模仿古人一二已属不易，更别提什么创新了。”
更可悲的是他们还用这种消极、保守的理念灌输给民众，在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馆阁”审美的浪潮。
这种僵化的创作理念，让书法艺术逐渐沦为“古董级”的技艺展示，失去了作为艺术应有的生命力和时代性，也让书法与当代审美脱节，难以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
而沈鹏先生的这段论述，恰恰击中了这种认知弊端的要害：他强调“尊重古人”，但反对“照搬古人”；主张“吸收古人精华”，但倡导“写出自我个性”；认可“追求完美”，但包容“创新中的不足”。
这种理念，打破了“古人至上”的僵化思维，明确了书法艺术“传承为基、创新为魂”的发展路径，激活了书法的纯艺术发展思想，让书法从“复制传统”走向“创造当下”。
在沈鹏先生的引领和影响下，当代中国书法彻底摆脱了“古董标签”的束缚，呈现出丰富、多元、自由、开放的新格局。
越来越多的书法家开始在坚守传统笔墨精神的基础上，探索个性化的创作表达，无论是字体的变形、笔墨的运用，还是章法的布局，都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让书法艺术重新成为引领时代审美的重要载体。
而张旭光先生，作为当代草书领域的领军人物，正是沈鹏先生书法理念的坚定认同者和忠实践行者，两人同为当代中国书坛“守正创新”的典范。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沈鹏先生极具个性的书法创作，还是张旭光先生的创新探索，都曾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诋毁，两人甚至被一些人随意贴上“丑书大师”的标签，成为“丑书”言论攻击的主要对象。
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书法的唯一标准就是“像古人”，只要写得和古代名家不一样，就是“忤逆先祖”，就是“丑书”；只要打破了传统的字体形态，就是“不伦不类”，就是“亵渎书法”。
这种片面、狭隘的认知，不仅曲解了书法艺术的本质，更扭曲了当代书法的审美导向，让“丑书”言论成为网络空间中一股聒噪的杂音，污染着书坛生态，也误导着大众的审美认知。
在这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既需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能脱离古人积累的笔墨经验和审美范式；也需要鼓励创新探索，允许艺术家展现个性，注入时代元素，让书法艺术与当代审美同频共振。
我们不能以“传统”为借口，束缚创新的脚步，也不能以“创新”为名，肆意践踏传统的根基；不能将“工整”等同于“优秀”，也不能将“个性”等同于“丑陋”。
真正的书法审美，应该是包容的、多元的，既能够欣赏传统书法的端庄典雅，也能够理解创新书法的个性表达；既能够尊重古人的艺术成就，也能够认可当代书法家的探索与努力。
张旭光力挺沈鹏先生的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舆论焦点，不仅仅是因为两位都是当代书坛的名家，更因为这件事触及了当代书法发展的核心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书法审美、艺术创新、传统传承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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